一支活跃于皖南的医疗队
从1952年12月16日创刊到1953年2月7日，《人民安医》虽然只出版了八期，但却能从中看出安徽医学院迁建合肥时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多期连续报道了学校组建的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情况，真正体现了“人民安医”为人民的精神。
《人民安医》第二期（部分）。
“你们热烈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防治血吸虫病，为劳动人民服务是很好的。希望你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总结经验……以推动人民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是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为了人民的健康，我省自上世纪50年代初组建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安徽医学院师生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这是《人民安医》第二期刊发的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回复安徽医学院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的函，记录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安徽医学院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工作的肯定与支持、期望与指导。
在这期《人民安医》中，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重大成就，“我院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在陈超常教授，胡海宇、欧克仁医师带领下，于（1952年）12月17日离开学校，22日已经到达了皖南歙县、绩溪农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治疗队第一批一共治疗了一千二百四十人”。
《人民安医》第四期，记载了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和速成识字班的故事。
而这成绩的背后，是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报道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事例，例如治疗大队刚进驻农村时，只能把祠堂当病房，没有门也没有窗，队员们自己动手做门、窗；祠堂内光线太暗，大便和血片等的检验只能临时用桌子搬到天井中进行。在治疗中视患者如亲人，有的队员一个月都没有远离病房，日夜关心病人打针后有没有反应；有的队员天一亮就开始工作，直到晚上还在豆油灯下工作；有的队员晚上起来小便还要去病房看一下病人睡得咋样；有的队员自己生病了还坚持外出治疗……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为患者提供贴心治疗。
辛勤的付出，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治疗大队每到一处，沿途人民群众的欢迎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这种情形也让队员们大受鼓舞，“这次下乡，我们最大的体验就是农村中人民迫切地需要医生。党和政府以及当地人民对我们的重视和关切，更鼓舞了我们……”当然，最受触动的还是安徽医学院在校师生，他们了解到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工作情况后，纷纷写来慰问信，大四年级同学更是积极要求前往皖南农村，去治疗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
由于当地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又进行第二批治疗。“两个多月来，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坚强信念支持下，不分日夜，辛勤医护，顺利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你们的伟大任务……我们全校师生感到无上光荣，这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1953年2月7日出版的《人民安医》第八期，以大篇幅报道了皖南血吸虫病治疗大队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学校的消息。
一段速成识字班学习往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全国文盲或半文盲人群比例很高的现状，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识字活动，学校、工厂、农村、街道等都办起各种识字班，安徽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1953年1月7日出版的《人民安医》第四期，记载了安徽医学院职工业余学校速成识字班的故事。
“识字班于1952年7月21日开学，到1952年12月8日结束……每晚学习2小时，平均每人由原来认识476字提高到认识1608字。识字最多的为2075个字……”可以看出，参加识字班的工友们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学习热潮中。他们有的把识字本放在口袋里，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有的趁午休时间见缝插针地学习；在炎热的晚上，临时当作课堂的小小内科门诊室挤满了人，他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还在紧张地学习……
报道中专门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姓梅的工友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自己不会写信回家，就请人代写。但代写的人没有好好地替他书写，而是在信中开玩笑，结果他父亲回信骂了他一顿。他深觉不识字的痛苦，等速成识字班开始后，便下决心努力学习，但因为基础差底子薄，每次学不好时，他都急得直打自己的头。因此当工友们通过学习能够自己写信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家都满怀高兴纷纷写信……报告父亲、母亲和兄姊，并写信劝告其他同志赶紧参加速成识字班”。
另据报道记载，这期速成识字班中的六位老师都是安徽医学院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克服自身学习紧张等困难，紧密团结一起把速成识字班的教学工作认真完成，“学生学习情绪高成绩好，教师非常开心；学生吸收不了，情绪低落，教师心里难过，及时地共同商讨解决……”
工友积极学习，老师认真教学，使得安徽医学院职工业余学校速成识字班的效果非常好。参加学习的大多数工友学会了写信、写便条、写通知，有的还能写快板和思想教育笔记等。
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活动
1952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师生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通过这项活动，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安徽医学院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活动，这在多期《人民安医》中都有记载。其中第八期《我们的寝室变了样》中说的细节更是直接反映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之前我们（寝室）表面上看的确不错，但在背后就不同了……因为学习成绩都不错，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一套，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起你。平时学习时相互讨论研究极少……读书有心得、新体会，也很少跟大家谈谈……这样时间越长，相互之间的矛盾、成见也就越大、越深……”而通过思想教育活动的开展，这个寝室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我们寝室好好改革一下，除去旧作风，树立新态度。在此情况下，大家热烈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次，大家才真正地讲出了积压了好久而一直不愿讲的话……”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看出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学校师生经过实际锻炼，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跟上时代要求，积极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除此活动之外，对全校师生思想触动较大的还有赴朝慰问团来学校作报告。据《人民安医》第一期记载，1952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四分团在陈同生副团长带领下来到学校作报告。
陈同生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详细报告了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形势、中朝部队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等。他的报告一再被听众的掌声打断，尤其当他讲到中朝人民部队越战越强、敌人越战越弱的事实和我军所获得的伟大胜利时，全场掌声雷动……慰问团的报告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皆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纷纷表示要积极参加祖国建设，更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
虽然《人民安医》校刊持续的时间不长，只出版了八期，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可以看出安徽医学院迁建合肥初期，师生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努力加快学校发展特别是思想建设，践行“人民安医”的宗旨，不断前行，为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徽医学院学生在进行生化实验（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