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医科大学前身——东南医学院迁建合肥，成为合肥第一所大学，在更名为安徽医学院后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也面临一个难题：很多基础课和临床课都缺少教师，更谈不上有学科带头人。在学校领导的努力和相关部门支持下，一批专家、教授来到了安徽医学院。李广涛邀请裘法祖教授来学校授课，从左到右分别为耿兆麟、裘法祖、李广涛、刘春生、王天明。东南医学院刚迁建合肥，时任党委书记李广涛、院长张锡祺等学校领导就考虑到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他们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亲自跑到上海及全国各地招贤纳士引进人才。“解决师资是当时学校的头等大事。为此在1952年至1954年，我奔波于上海、北京、合肥等地。其间我得到了陈同生以及崔义田两人的鼎力帮助。”李广涛在回忆录中说到的这两位，不仅是他的“老熟人”，而且和当时的安徽医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同生时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52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团副团长，曾在安徽医学院南楼前为广大师生作过报告。崔义田和安徽医学院的联系更早，在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时，就和带队去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的东南医学院创始人之一汤蠡舟有过接触；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也是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进行的。李广涛说，为解决安徽医学院的师资问题，他曾多次找这两人帮忙。有了陈同生、崔义田等人的帮助，当然更多的是被学校领导求贤若渴精神所感召，当时有不少专家、教授先后来到安徽医学院任教。李广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邀请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裘法祖（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来安徽任教，“当时我甚至带了学校的聘书到上海。”虽然由于家庭原因，裘教授无法来皖，但他给学校介绍了耿兆麟、刘春生两位外科骨干老师；后来学校又请裘教授来附院做了十几台手术。像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广东第一军医大学的王凤振教授是组织胚胎学专家，曾作为中国反细菌战专家被派往朝鲜，金日成主席授予他勋章。王凤振教授受聘后，每年来学校两次集中上课，前后约两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张鸿德教授是讲授生理学的一级教授，他也受聘为学校教了三个学期的课程。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吴绍青教授是留美肺科专家，他由李广涛的一位亲戚介绍受聘学校后，也是每年两次集中上课，前后约两年时间。据李广涛回忆，这些从上海请来的医学界的专家教授，凡是短期来学校讲学授课的，全都分文不取，纯属义务奉献，让人感动和佩服。上世纪50年代初，陈卓人教授（右三）和同事张锡祺（右后四）、汤蠡舟（右二）在学校
除了一些短期来学校讲学的教授外，从1952年起，学校更是陆续聘请了外科学教授陈邦典、耿兆麟、刘春生、李同度，妇产科学教授王湘兰、李其学，病理解剖学教授孔锡鲲，组织胚胎学教授郁康华，肺科学教授许学受等来校任教。随后几年中，学校前期各基础学科和后期临床各科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基本配齐，形成了一支较强的师资队伍，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外科学教授耿兆麟是裘法祖教授介绍来安徽医学院工作的。他既熟练德语又精通英语，这自然为他学习国外医学新知识、新技术和掌握新动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耿教授就利用“软木塞和大头针”首创内痔环切术，成为国内著名的肛肠外科专家，在国内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教学上耿教授不断探索，精益求精，对甲状腺、胰脾、门脉高压症等外科疾病有很深的造诣，他能将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医术完好地结合在一起，把每一例手术都当成一次教学示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众所周知，安徽医学院在合肥初建时条件十分艰苦，所以当1951年李同度从待遇优厚的上海来到安徽医学院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来到安徽后，李同度以精湛的医技和扎实的教学能力，成为了当时安徽省唯一的普外兼泌尿外科医生，使当时安徽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泌尿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他在安徽做过不少技术上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外科手术，其手术技巧被誉为是“术野开阔、术理清晰、层次分明、有条不紊的艺术”。不仅如此，李同度还先后动员了上海的欧克仁教授、陈邦典教授等人来安徽工作。肺科学教授许学受曾回忆说，他刚到安徽医学院不久后的1953年，当时对肺结核球的治疗除了手术几乎没有别的方法，许多患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许学受根据自己的探索和研究，采用添加对氨基水杨酸进行治疗，使结核球慢慢吸收。这一成果在杂志上发表后，临床应用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濒临绝境的患者因此重获新生。1952年刚到安徽医学院的许学受还经历了一件事。他看到新招的学生中有的得了肺结核病，按当时规定这些学生必须退学。眼看一些学生将要失去求学机会，许学受知道这些学生考上大学不容易，如果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将来都是安徽的医学人才。于是他向学校提出把这些学生留下来，和健康同学隔离并由他来治疗。这些患病学生边治疗边学习，竟奇迹般地康复了，顺利完成学业。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医学专家。这些教授当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他就是东南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陈卓人教授。当东南医学院迁建合肥后，在张锡祺院长的邀请下，他义无反顾地关掉自己的诊所，放弃大上海和小洋房的优越条件，来到安徽医学院讲授儿科学课程，主持儿科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并创建了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一份1952年10月的安徽医学院档案显示，当时学校有专任、兼任教授30多位为了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当时的安徽医学院除了到上海及全国各地广纳贤才外，还特别注重对学校年轻教师的培养。祝锦涛是东南医学院1951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为了解决学校神经科的发展问题，学校决定委派他参加卫生部举办的神经科高级医资进修班。进修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在学术上颇有名气，祝锦涛是其中最年轻的学员。他深感责任大、担子沉，因此在学习上加倍努力，认真听好每一节课；对于不懂的问题及时请教，直至理解掌握。即便是休息日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图书馆。通过一年的进修，祝锦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均有质的突破。和祝锦涛一样，干自强是1954年毕业后留校进入放射科工作的。刚进入放射科，由于人才严重匮乏，没有经验丰富的医生指导，干自强只能通过自学提高业务能力。他来到学校图书馆，把仅存的21本放射科相关的英文书籍都借出来学习。通过对这些英文专业书籍逐步消化吸收，他的专业理论水平大大提高，最终创建了安徽省第一个CT室。除此之外，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徽医学院还派出李同度、张聿钊、王德生等多名临床与基础教师赴苏联留学、研修，并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回来之后，他们在学校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总之，当时无论是从上海等地请来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还是原来学校就有的教授，如张孑声、蒋本沂、汪国良、曹清泰、赵韻闻等，他们均为安徽医学院的初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解剖学教授赵敏学不顾学校初建时的艰苦，为筹建解剖学教研室四处奔波，带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收集骨骼和尸体制成标本，购置教学设备，编写教材，指导学生实习……正是有了这些专家、教授的辛勤付出，才奠定了安徽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开拓了安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