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第一所大学，还有这样一段光荣历史！(第39期)
发布时间：2022-12-28作者：齐常红 程堂义设置
众所周知，合肥第一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学院创办后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东南的师生们共御外辱，一边克服困难坚持教学，一边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抗战救护工作。其中，东南师生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的组建和救护活动，就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
追根溯源，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的成立要说到1936年。是年，面对日趋紧张的时局，各地未雨绸缪，开始成立紧急救护团体。1936年6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战地救护总队的前身。救护委员会成立之前，郭琦元和汤蠡舟已经参加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待救护委员会成立后，二者任职执行委员，郭琦元还担任了训练委员会委员一职。
（1943年，汤蠡舟（前排右一）在图云关救护总队）
由于战线不断转移，救护委员会也随之迁往各地，1937年10月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1938年6月又迁到长沙。随着作战战区不断扩展，中国红十字会将救护委员会及有关救护、医疗事业的人员、器材、运输工具等统一改组，并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部，亦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以下简称救护总队）。据档案记载，救护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取得联系与支持，完成抗战中的医疗救护工作；指导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医疗救护工作及解决各医疗大队部提出的重要问题。
当然，救护总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东南医学院师生们的积极参与。刚组建时，汤蠡舟担任中路西线的第十四队队长，副队长则有东南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生林熊飞，队员有东南医学院毕业或肄业的冯固、洪抡元、陈锡康、董振舜、李琼恩、陈庭华、王良等几十位学生，东南医学院因此成为救护总队的中坚力量。随着救护总队规模不断扩大，1938年底，汤蠡舟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任第九中队中队长。
（1944年10月2日的《大公报》刊发汤蠡舟文章《救护工作第八年》）
1944年10月2日，《大公报》刊发的汤蠡舟文章《救护工作第八年》中曾记载：“八年来，抗战的要求在什么地方，红十字会救护的重心也转移到什么地方。而它到了什么地方，便从事于解决人类的伤病和痛苦。”由此可见，救护重心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转移。
纵观救护总队的发展历程，其中1939年至1945年间，救护总队驻扎于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是应被铭记和传颂的。尤其1940年至1943年是救护总队的全盛时期，此时，汤蠡舟担任救护总队总队长。
据档案记载，当时救护总队的医疗大队增加到9个，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同时，总队部还下设三个诊疗所、一个疗养院以及三个战区医院，并在各地设有民众诊所。这期间，救护总队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其中包含许多名牌院校各科的著名专家，还有护士数百人，多是高级护士，以及各科卫生科技人员数百人。此外，救护总队拥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侨）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及苏联、德国、英国、波兰等多个国家的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
（汤蠡舟写给救护总队的关于新四军的报告）
图云关位于贵阳的深山密林之中，当时战事焦灼、如火如荼，困难和艰苦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救护总队依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积极救护伤病人员。尤其是身为总队长的汤蠡舟，一切以病人的生命为最重，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救护伤患终日劳碌不愿休息。正是在他的指挥、协调下，成千上万名伤病员在这里恢复了健康，成百上千吨的医药卫生器材被运送到全国各地，不仅满足了各救护队的需要，还补充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材料的不足。
相关史料就记载，在此期间，救护总队曾为太行山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送去药品和医疗器械，汤蠡舟还亲自去往皖南新四军总部，送去药品和器械，并帮助训练医务人员。由此，他得到了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其中有缴获来的日本国旗大小各一面，上面有叶挺等首长的签名。 “……是年冬天，我们又修订医务队的编制，全部改编成医疗队，把前方工作的一部分转移到后方，把救护军队的工作一部分转移到民众……”正如汤蠡舟在《救护工作第八年》一文中所言，在救护伤残病员的同时，救护总队还积极协助驻地的地方卫生防疫部门，共同扑灭当地疫情以及开展卫生、防疫、防病工作，并开设诊所为平民百姓提供医疗服务。1942年夏，贵阳霍乱病流行，对此，驻贵阳的医疗队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效控制了霍乱的流行。此外，救护总队设立难民诊疗所，诊病治病、救死扶伤，为躲避战乱的难民提供了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
（1944年，汤蠡舟一家在图云关）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救护总队在抗战救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组从1939年1月至1945年9月的数据表明：手术119856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住院人数2142997人次，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2002996人次，预防接种4632446人次，X光透视52798人次，灭虱人数792148人次，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次……足以彰显救护总队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救护总队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45年底解散。“红十字会八年来救护工作的表现和影响，是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国家生存的意义言，我们为保卫国家生存而救护；就人类生存的意义言，我们也是为保卫人类生存而救护。”救护总队虽然解散了，但诚如汤蠡舟所言，救护总队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在目前等于传播种子，大的收获要待将来。”在《救护工作第八年》中，汤蠡舟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工作将会有几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与社会安全计划的配合，“……将来必定突破救护的藩篱，而进行广泛的社会救济……不但为了救饥、救冻、救病，而作为物质的救济，必然要达到全面的精神救济。”二是与世界和平运动的配合，“未来的世界和平运动，也少不了红十字会的活动；将来的红十字会活动，必然的也是未来世界和平运动中一个‘国际卫生员’。”三是与国家建设工作的配合，“救护将来一定与军医、公医联结一起，军队健康需要它，民族健康也需要它，国防建设需要它，中国的命运更需要它……”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总部前的合影（第一排中央为汤蠡舟））
除了郭琦元、汤蠡舟等东南医学院师生参与救护工作外，1937年毕业于东南医学院的江晦鸣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作为救护总队的一员，他长期从事红十字会及救护总队的宣传工作，尤其是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八年来，红十字会救护工作的重心虽时有变更，而它的大方向则始终未变。它向着‘社会安全’的路走，它向着‘世界和平’的路走，它更向着‘国家建设’的路走。我们体会到这种工作理想的崇高，和规模的远大，必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兴奋情绪宣告国人，希望国人……共同完成红十字会为保卫人类生存之使命。”应该说，汤蠡舟的这段话，正是东南医学院师生于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积极投身红十字会救护工作，以医报国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