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肥第一所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
——东南医学院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学校能够于战火纷飞中持续办学，
和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时任院长张锡祺。
求学千里，大医精诚
年轻时的张锡祺
和当时一些在东南医学院工作的教授一样，张锡祺也曾留学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但又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地方。
1898年11月19日，张锡祺出生于泉州市惠安县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辗转到台湾读小学、日本读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医学部。在日本期间，张锡祺除了学业有成外，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一位名叫马场崎绩子的姑娘，并在1926年回台湾后喜结良缘。
1927年底，张锡祺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高雄市新滨町创立光华眼科医院。因台湾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光华”二字寓意光复中华，张锡祺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台湾光华医院开设不久，张锡祺便加入了“反帝同盟”，积极参加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张锡祺夫妇
1930年8月，为避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张锡祺夫妇带着家人几经周折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一所眼科医院，院名仍是“光华”。
张锡祺医术精湛，再加上光华眼科医院是当时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免费为工农贫苦大众就医的医院，因此医院声名远播，并开设分院，引起当时多家报刊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说，“法租界维尔蒙路116号（日新池浴堂对面）光华眼科医院，系福建人张锡祺所开……旋又在北四川路810号设立分院，张自任院长，并另聘医生数人为两处助理……”1935年11月24日《新闻报》上《张锡祺载誉归国》中也说，参加日本九州医学大会第37次大会的张锡祺，“以提出眼科手术新考案及各种统计十一题，获得佳誉……业已返沪，并携带多种之医药器械同来。”据档案记载，这里所说的“眼科手术新考案”是指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角膜的试验研究。张锡祺作为中国眼科代表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公认。
在开办医院的同时，张锡祺受邀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的眼科教授，光华眼科医院也就成了学生的实习医院。张锡祺造诣极深，不管是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都非常认真。
安徽医科大学档案馆就珍藏了东南医学院学生胡献可、李同济的手写书信，其中胡献可详细描述了恩师治学严谨，医德高尚的可贵品质，“……课堂授业，板书频繁，分秒必争，一堂课下来满身粉尘；手把手教学，从擦沙眼到内眼手术，循序渐进，积极让同学去光华眼科医院实习。总是耐心向患者讲解病情，遇到穷困的患者，急人所急，出手相助，良医良相……”
学生胡献可回忆张锡祺的书信
志士医国，良医念民
在十分繁忙的社会和教学工作同时，张锡祺一直坚持在门诊诊治病人。当他接触了进步人士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后，思想产生了飞跃，逐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其中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当时的光华眼科医院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联络点。
张锡祺在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一些特殊“病人”的过程中，更是直接受到共产党人高度正义感的教育，因此经常掩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据档案记载，“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两次入住“光华”当“病人”，安全避开了白色恐怖；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大学教授的李达及多名进步作家都在“光华”住过。张锡祺还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讯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烈士彭湃的儿子捐助了去苏联的全部旅费。
张锡祺的这些进步行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和恐慌。1934年9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便衣，以请张锡祺出诊为名，把他诱到上海南阳桥逮捕。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失踪》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本月一日上午九时，有一身穿黄衣者前往请张出诊至南阳桥……惟其时非出诊时间，而张未即行。至十一时半，穿黄衣者又至，促其速去。张遂携其药箱、偕一助手……随同黄衣者各乘黄包车一辆直奔南阳桥方向而去。岂料自张去后即未归院，至昨日已历三昼夜之久，依然消息杳然，不知下落……”
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失踪》
张锡祺被捕后，首先想到的还是光华眼科医院地下交通站的安全，他以日语加暗语的方式提醒来探视他的夫人赶紧把消息告诉地下党员，从而安全地保护了这一条地下交通线。在包括中共地下党等在内的多方营救下，张锡祺最终获得释放。
这件事在东南医学院及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在东南医学院校友会组织出版的1934年12月第二期《校声》上，其卷首语就说到了此事，“本校眼科主任教授张锡祺先生自九月一日失踪后，各地校友及社会人士无论识与不识，咸来问讯，俱表同情与愤慨……今张先生已于十一月廿八日安然返校，此后本校复得一良师，社会亦幸得一良医……”
艰辛办学，护佑东南
张锡祺被捕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特别是东南医学院校友如此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锡祺对于当时东南医学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郭琦元院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经常随抗战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辗转苏、浙、皖、云、贵、川等地，学校的管理工作就落到了张锡祺等人的肩上。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东南医学院的真如校舍、沪军营院址全部毁于日寇炮火之下，东南医学院尽成废墟。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张锡祺被推选为院长，他与汤蠡舟、陈卓人、赵师震等人不避艰险，力图复兴东南医学院。
图片被日寇破坏的东南医学院
由于抗战，学校没有了专职教授，而聘请名教授来上课又付不起讲课费，加上时局动荡，一些名教授也不愿来授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锡祺及陈卓人等经常亲自上门叩求，请求教授帮忙授课。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张锡祺等人的努力下，聘请到了台湾大学的病理学叶曙教授、妇产科李枝盈教授前来授课。
据档案记载，他们为张锡祺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叶曙教授动员学生捐款并一起动手，将萨坡赛路学校内的汽车间改建成解剖室，还制作了4张解剖台。解剖室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与张锡祺等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支持学校发展，还百般刁难。在东南医学院濒临绝境时，为了能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张锡祺毫不气馁，将光华眼科医院的收入悉数交给东南医学院作为办学经费，直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张锡祺又将光华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总之，抗日战争期间，东南医学院能够于战火纷飞中持续办学，张锡祺是主要“功臣”之一，他的座右铭“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安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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